■ 何文秋

在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的“犁宫”，有一张巨幅重庆机场合影，照片中的4位合影者从左到右分别为张治中、毛泽东、陈诚、陶行知。这张珍贵照片拍摄于1945年，照片原件纵15厘米，横10厘米，为国家一级文物。

毛泽东与陶行知，曾在历史上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且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奉献了一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内战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但也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 年5月，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50余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被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并参与起草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

1936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远赴英国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途经香港时，他和在港的邹韬奋、胡愈之一起商讨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件由邹韬奋带回上海。陶行知和沈钧儒、章乃器等讨论修改后，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署名发表。

该文件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

这一文件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事后陶行知曾写下一首诗：“大祸已临头，萁豆忍相煎。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

这份文件首先刊登于香港的《生活日报》，接着《生活教育》《生活知识》《民族阵线》《救国时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并印成小册子，在香港、上海等地传播，引起社会各界很大反响。

同年8月10日，毛泽东写下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四先生》公开信，代表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团结御侮文件及救国会的其他宣言、纲领。

1945年6月下旬，陶行知与沈钧儒、张申府曾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达延安面晤之愿。1945年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给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复电，发出诚挚邀请。但因为多种原因，延安之行最终未能成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来之不易，就在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国民党政府却阻止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歼灭顽固的残敌，而且纠合日伪军一起抢夺胜利果实，国内局势阴云密布。当此之时，国民党当局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陶行知和许多进步人士一样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8月28日，为了避免内战，毛泽东毅然由延安飞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争取和平。张澜、沈钧儒、陶行知、黄炎培、郭沫若等人冒着酷热，到九龙坡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周恩来，接着，毛泽东、美国特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相继步下舷梯。周恩来向毛泽东一一介绍了欢迎者，当介绍到沈钧儒与陶行知时，毛泽东立刻记起了他们是《团结御侮宣言》的倡议者，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并连声说“谢谢”。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3天中，陶行知多次拜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时，陶行知代表民盟中央前往机场欢送，并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留念。

1946年7月25日，前一天还在为抗议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而四处奔走的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健康过亏，突发脑溢血而与世长辞。噩耗传开，举国为之震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及海外侨胞、国际友人无不哀思痛悼。

同日，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电唁全国，电文如下：“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

1946年8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毛泽东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对陶行知光辉灿烂的教育人生的总结。

这张重庆机场的合影见证了毛泽东与陶行知两人的革命友谊，也成为两位伟大人物在历史风云中留下的时代回响。此张合影原件由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先生捐赠，1985年经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市博物院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馆藏一级文物。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直属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