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舟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吴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刚拿到吴真这本《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时，感觉沉甸甸的。翻开内页，密密麻麻的脚注和文献引用，让人觉得像本严谨的学术专著，我甚至做好了要正襟危坐阅读的准备。但没翻几页，这种印象就被彻底颠覆了——它更像一部悬念迭起的非虚构作品，主角是一位看似与“抗战”二字毫不搭边的文人——郑振铎。这位五四运动的宿将、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1937年上海沦陷后，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费解的决定——他不走！

这本书细致地还原了1937年上海沦陷后，郑振铎为何选择留下，以及他如何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进行一场孤独而决绝的“文化抗战”。当炮火摧毁城市，难民流离失所，大多数人的关切集中在血肉存亡时，郑振铎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战火中飘零的古籍。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不识时务”。

但郑振铎看到了更远处。他有一段痛彻心扉的话，大致意思是，房屋工厂被毁，可以重建，甚至建得更好；但文物古籍一旦被毁或流散海外，便如人死不能复生，是一个民族无法弥补的永恒伤痕。他立志“从劫灰里救全它，从敌人手里夺下它”，并将此视作自己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这种清醒的、超越时代的文明视野，让他背负着“躲藏在上海”的道德负罪感，又毅然扛起了“万一失败则成千古罪人”的历史重担。

吴真的笔触，并未将郑振铎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悲情英雄。相反，书中充满了生活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宏大使命下挣扎的、真实的个人。1939年的日记里，郑振铎一边为筹措书款绞尽脑汁，甚至抵押自家藏书，一边又不断自责“购书之癖，是一大病”；他一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地下抗日团体的秘密聚餐，交流情报，策划行动，一边又和妻子沉溺于麻将至深夜，并在输钱后懊恼地写下“戏无益”的忏悔。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内耗与人性弱点，让他显得格外可信、可亲。他的抗战，不是在聚光灯下的慷慨激昂，而是在柴米油盐、家庭争吵、内心挣扎的日常琐碎中，一点一滴地坚持。

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揭示了这场“文化暗斗”的复杂与凶险。郑振铎的战场，是上海错综复杂的古旧书业网络。吴真通过钩沉大量日记、信件、档案，尤其是引入日方史料进行对照，让我们看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文物收购。它是一场发生在上海的国际商战，更是与敌伪争夺情报的谋战。

书中详细描写了郑振铎为国家抢购国宝《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局中局”。原本看似单纯的古籍买卖，背后却牵涉书商、中间人、收藏家等多方势力的博弈与抬价。更危险的是，日本军方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每一个师团都配有“兵要地志资料班”，随军还有专人鉴定字画书籍。日本学者如高仓正三、长泽规矩也，也一直密切注视着郑振铎的动向。他身处“虎窟之旁”，其行动、研究和藏书，始终被日本军界、情报界和学术界“围猎”。他自述“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这绝非夸张。

正是在这种高压下，郑振铎展现了他除了书生本色外的另一面：惊人的情商、智商与胆识。他游刃于旧书业的“俗情世态”之间，善用中间人，与书林高手角力，巧妙地与各方势力周旋。在为国家抢救文献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中，他凭借在上海文化商业网络中的深厚根基，与张寿镛、何炳松等人一起，争分夺秒地从日本人和北平书商手中“抢”回大批江南珍籍。最终，他们成功为国家搜购宋元善本、明清精粹一万五千余种，近三万册古籍。

读完最后一个章节，那个在庙弄寓所的书堆中埋头整理、在四马路书店里与书贾侃价、在秘密聚餐会上忧心忡忡的郑振铎形象，挥之不去。吴真通过“书籍史”的独特视角，让我们看到，每一本历经劫波、得以存世的古籍背后，都凝结着那个时代一群知识分子为守护文明血脉所付出的艰辛、智慧与勇气。他们的战斗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