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蔚岚

1975年9月，我来到当时的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读书，读了4年，1979年7月高考前一个月，突然被告知学校校名变更为第九中学，可毕业证书上盖的依旧是二十五中的大印。罢了，不纠结这名称的“Bug”了，无论如何，我的家族与母校都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

家族里九十高龄的大姑妈解放初期在此就读，去年三月她来南京，竟独自打车到碑亭巷老校区，徘徊门外不肯离去；已故的四叔曾是母校前身——共青团弘光中学的学生支部书记；过世的二舅、八十多岁的小舅也都曾在这儿读过书；更不必说我年长12岁的哥哥——他在母校完成学业后赴乡下插队，当过乡村代课老师，回城后辗转八卦洲中学、紫金山中学（后更名理工大附中），最终回到母校任教直至退休。他人生的九曲十八弯，始终与母校密不可分。而我与母校的联系，从我的幼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母校是儿时的游乐场——在操场抓蜻蜓，爬到树上粘知了，在大礼堂追跑打闹；在操场西边图书馆楼下堆满稻草的教室里打弹弓，去操场东边围墙外的浴室蓄水池里游泳戏水……

母校是中学时期的孵化器——在那里，我像毛毛虫般经历蜕变，最终羽化为碟。说是“毛毛虫”，一点不假。在母校读书时，我的成绩确如毛毛虫般不起眼，直到1977年上半年，我的成绩还是一度在班级垫底。

一次数学测验，成了“毛毛虫”蜕变的契机。那次测验，我和同桌互相抄袭，竟“并列第一”（倒数），拿了28分。或许因同桌平时成绩比我好些，分析试卷时，数学老师葛露霞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抄都不会抄，还把对的改成错的！”我委屈得百口莫辩——只有我自己清楚，那28分里我原本做对的题不少，只是不自信，反而把对的改成了错的；同桌抄我对的题多，我抄他错的题多，可这哪能说得出口？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年级涌现出一批学习榜样：薛频、王波跳两级分别考取南京大学和镇江农机学院；管俊林被选拔进中科大少年班。时代的浪潮涌来，榜样的力量加上那次数学测验的刺激，使我终于收了玩心，开始拼命学习。用小伙伴的话说：“你从前整天带我们游泳、爬山、用气枪打鸟，现在却一天到晚抱着书啃，我们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1977—1978年度是我最拼的一年，学习效率极高，班上的学霸黄立民总帮我答疑解惑。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我竟跻身全校6个“学习标兵”之列，在全校大会上戴了大红花。记得那年我们班级出了四位标兵：甘为群、刘强、黄立民，还有我。

可我这“成绩暴发户”到底比不得学霸扎实。成绩上来后，玩心又上来了——当大家埋头苦读时，我却每周去看电影，每周少则两场，多则四场，结果成绩下滑，没能通过校内组织的1978年高考选拔考试，错失了跳级机会。那年我们年级有6人考出400分以上，直接跳一级上大学。

好在之前的学习缺口已补上，成绩没跌得太狠。按选拔考试成绩分班时，我去了二班。二班整体成绩比一班弱些，但师资一样雄厚：数学侯侣冰老师、物理方珉老师、语文季伏昆老师、外语谢双春老师……我们何其幸运，遇到一批高水平老师。复习迎考的日子轻松有序，跟着老师节奏走便好，无需额外加量。

进入二班后，我的成绩迅速回升。1979年高考，我超过重点院校分数线十几分，数理双科超90分，顺利考入镇江农机学院。

人生旅途起起伏伏，回首望去，皆是成长的脚印。能栖身良校、遇见良师，是我此生大幸！我作为碑亭巷里挂着钥匙奔跑的顽皮小子，若没有这样的经历，又怎有机会踏着母校的台阶，走进高等学府？

文至此处，又有两处记忆浮上心头。

1975年9月报到那天，班主任赵炳均老师让我们开小组会，每人自我介绍，并讲讲暑假做了哪些好人好事。我简短发言：“对我来说，不做坏事就是做好事。”话音刚落，顺着同学的目光回头，赵老师正站在身后，瞪圆眼睛严厉地望着我……

1979年高考前一两个月，我和同桌刘同维嘀咕：“快考吧，快考快完，早考早玩。”侧目一看，侯老师就在身边……

林林总总，串起了我与母校之间流淌的温暖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