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玉姝

梧桐大道绿荫如盖，大礼堂静立于疏影流光中，六朝松虬枝掩映窗棂。这是盛夏的东南大学校园，也曾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旧址。这所享誉全国的名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把中国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这座美丽的校园亦屡遭轰炸。在校史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中，可见图书馆外墙弹痕累累，教学楼墙体千疮百孔，学生宿舍尽成废墟，整座校园笼罩于战火的阴霾之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南京形势危急，国立中央大学毅然决定西迁。出于对战局的预判，时任校长罗家伦早在1935年即开始筹划迁校，派人赴华中、西南多地考察，最终选址重庆。在校方周密组织及各方援助下，西迁顺利完成。“共转移师生1400余人、图书仪器1900余箱，农学院的牲畜也悉数安全抵达”，东南大学校史馆教师郭淑文介绍说，“当时全国高校纷纷内迁，我校西迁以‘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成为抗战时期高校迁徙史上的典范。这不仅存续了文化命脉，也为战后国家重建积蓄了重要力量。”

彼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师生频繁躲避轰炸，常年在饥寒交迫中坚持教学。他们所吃的“八宝饭”掺着石子、沙粒、粗糠甚至老鼠屎；睡的是几十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疾病肆虐，疟疾与胃肠炎屡见不鲜。校史档案记载，师生间流传一段苦中作乐的自嘲：“所谓‘顶天’，指下雨无伞，只能淋着雨走路；‘立地’指布鞋破洞、脚踩泥土；‘空前绝后’则是形容裤子的膝盖和臀部处处是破洞。”尽管环境艰难，在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中，师生们始终坚信“文心未泯，国魂不灭”，以乐观顽强之志奋力前行。

当时学校师资雄厚，拥有13名部聘教授，数量居全国高校之首。物理系王恒守、陈廷蕤发明“直接镀镍于钢铁之方法”，机械系张可治、陈大燮研究“螺旋式锅炉”，工学院戴居正创造“代水泥”等多项技术成果。

电机系主任陈章教授举家内迁，与全系师生员工共赴国难，抵达重庆后很快便正式上课并开出完整实验项目，延请名师在国内率先开出电子学等课程。他视实验设备为珍宝，在实验室旁修建防空掩体，空袭警报一响，必先带领大家把仪器设备搬进掩体。1939年，该系在国内创设招收电力电信研究生的电机工程部，成为当时全国学子向往的师资设备实力最强的电机系。

在渝期间，学子们纷纷走出书斋，服务社会民生。物理系周同庆教授带领师生探索长江航道的测量方法，争取经费动手设计制作仪器，在参阅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采用超声反射方案。其原理和当时初现的雷达相似，后被称为“声呐”，周同庆教授将之称为“声回响”。后与工业实验所合作，利用该原理制成“磁伸缩式高频声波自动记录的回声测探仪”，获当时教育部嘉奖。

师生们对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发展也十分关注，通过著书立说介绍西部地区的水陆交通及水道情况。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结合史料对每条河流的名称、长度、宽度、深度都做了精确的记录，这些记录和方案对西部交通建设、河道开发、水文记录、航运开发有重要意义，甚至对当今西部水利工程仍有参考价值。工学院方左英教授冒着敌机轰炸抢修炮台、修筑军用公路，并亲自参与川滇西路建设，为汉渝公路的渝竹段提供总体设计图纸及文件，使西南、西北地区相连通，成为抗战大后方的“动脉”。

科研报国不仅体现在民生领域，更直接服务于战时军事需求。战时的汽车能源十分紧缺，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师生与相关企业科研人员试制出以柴油替代汽油为动力的汽车，后又研制成以桐油、酒精、木炭、煤气等为动力的车辆，极大缓解军需紧张。在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期间，为改善防空洞内通风及设施，工学院师生经勘测研究，先后提交《人在防空洞中呼吸困难之原因》《防空洞中救济呼吸困难之办法》等成果，显著改善市民避难环境。

为协助政府持久抗战，工学院在电机系内设电信特别训练班，专门训练战时电信人员以备征调。该班招收高中毕业学生，训练6个月，除教授技术外，还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依照军政部通信人员训练方针，注重提升军用电信机械的使用与修整以及密码收发等技能。此外，该系还开设军事干部训练班，每日早晨练习跑步、刺枪及其他武器使用，每周另有3小时术科、3小时学科、一次野外演习和一次夜间演习。

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校却科研成果频出，培养出很多蜚声国内外的杰出人才，后来有4人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3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7人当选为两院院士。

在抗战烽火中铸就的“科技报国”精神，历经八十余载已深深融入学校文化基因，如今，东南大学校友中当选两院院士人数达230人。东大人秉承“止于至善”之校训，在各个领域不断追求卓越。近年来，学校在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实现自主创新，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突破，并在国家载人航天工程、5G/6G移动通信技术等重大战略领域和工程中作出积极贡献。

“在校史教育中，我们向青年学生讲述师生爱国奉献的故事，如李登科教授投身航空救国事业，艺术系徐悲鸿、张书旂教授举行筹赈画展，学生踊跃从军、应征译员……通过展现那一代青年豁达乐观的精神，希望大家从先辈和校史中汲取智慧和前行的力量。”郭淑文说。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女学生积极参加中国战地女青年工作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