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

《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福楼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以鲜活的影像重现马伯庸笔下的盛唐图景时，我们透过一颗鲜荔枝的运输轨迹，不仅窥见了大唐盛景的褶皱，更触摸到了历史褶皱里最真实的人性温度。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作品，恰似一枚被精心剖开的荔枝——外壳是波谲云诡的官场风云，果肉是底层小吏的血泪挣扎。

马伯庸素以“见微史观”著称，他如同手持放大镜的历史考古学者，竟从《新唐书·杨贵妃传》中“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的只言片语里，挖出了一段被正史遗忘的生存史诗。小说主人公李善德——这个九品小吏的命运，原本不过是史书中模糊的注脚，却因一次“被选中”的荒诞任务，骤然被推至历史的聚光灯下。从岭南到长安的五千里运输线，不仅是荔枝的生死路，更是李善德作为“工具人”的精神突围战。

这部小说的章节，恰似荔枝运输的各个节点——从“接到敕令”的惶惑，到“计算成本”的精算，再到“寻找良策”的辗转，最后到“抵达长安”的虚无，每一章都浸透着具体的生存困境。马伯庸的语言兼具考据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他写岭南的瘴疠，是“湿热的空气里浮动着腐叶与虫豸的气息”；写长安的官衙，则是“朱漆大门上的铜环泛着冷光，像野兽的利齿”。这种细节的真实，让读者仿佛跟着李善德一起，踩过泥泞的古道，闻过马厩的腥气，在汗水中数着奔向驿站的里程。

有评论者称，这段故事与现代职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于现代职场的是，马伯庸笔下的李善德更接近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明知“送荔枝”是荒诞的指令，却依然选择“把石头推上山顶”。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倔强，让角色超越了简单的“打工人”标签。

小说中最动人的，是那些被历史长卷轻轻翻过的“人性微光”。当李善德在瘴疠之地咳血时，峒女阿僮递来了草药；当他被同僚构陷陷入绝境时，胡商苏谅偷偷塞来了通关文牒；当他熬尽心血算出“分枝水陆法”时，草稿纸上晕开的墨痕里，藏着一个基层官吏对“专业”最质朴的坚守。这些细碎如星的片段，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刻度表，而化作由无数“李善德”的血泪与希望编织的生命之网。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而每个“李善德”的故事，恰恰是这传记里最鲜活的注脚。

当李善德立在长安城下，望着运荔枝的马车扬起的尘烟，终于说出那句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声叹息如重锤，重重砸碎了“成功学”的虚妄泡沫。马伯庸在后记中写道，“我们读历史，不是为了记住帝王将相的生平，而是为了看见那些被史书省略的‘李善德’。”在此意义上，《长安的荔枝》更似一面映照人性的明镜——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每个认真活着的人，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荔枝史”。

书的最后，李善德捧着新鲜荔枝跪在南薰殿外，一阵风掠过他鬓角的白发与眼底闪烁的星光。这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历史，不过是无数个“李善德”在命运洪流里，以微小的坚持刻下的印记。而这也正是马伯庸通过一颗荔枝传递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宏大的叙事之外，每个认真活着的人，都值得被历史温柔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