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莉

那是1998年的8月，高考结束已有一个多月。村里人都说，能考上大学的孩子是“跳出农门”的凤凰，从此便不再是整天在泥里滚、土里爬的乡下人了。可谁又知道，这“跳”的背后，是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磨破的一双双布鞋，是田埂边偷偷翻书的无数次心酸。

八月末的空气像凝固的蜜糖般浓稠。我蹲在村口晒谷场上翻晒麦粒，汗珠顺着脖颈滑进衣领，在粗布衫上洇出蜿蜒的痕迹。忽然，邮差骑一辆老旧的绿色自行车，从村东头晃悠悠地驶来。我远远看见他朝我家的方向拐去。我几乎是跳起来的，连竹耙都忘了放下，一路小跑过去。

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抬头见我跑得气喘吁吁，眉头立刻皱成了个结：“又咋了？”我没搭话，目光直勾勾盯在邮差手里的那叠纸上。他递过来时，我才看清是封用牛皮纸裹得严严实实的录取通知书，“南京师范大学”六个字跃入眼帘，像六颗星星落进了我的心里。

接过通知书时，我手心冒汗。这张纸很轻，却压得我胸口发闷，几乎喘不过气。那一刻，记忆突然翻涌——想起母亲夜里悄悄搁在我书桌旁的热汤，想起父亲在田里弯腰割稻时说的那句“你好好读书，家里不缺你这点力气”，也想起自己无数次在油灯下揉着眼睛背单词的模样。

回到家，我把通知书递给母亲。她没说话，只是用袖口一遍遍擦着手，然后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阳光透过窗户斜照进来，映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亮了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水波一样荡开。她既没有笑也没有哭，只是将信笺按在胸口：“总算……没白熬。”

当天下午，村里几个长辈聚在我家院子里。他们围坐在竹椅上，抽着旱烟，目光落在那张通知书上，嘴里念叨着“有出息啦”“咱们村终于出了个大学生”。有几个老人还特意摸出老花镜戴上，凑近些仔细辨认学校名字，仿佛怕漏看了哪个字。

那晚，晒谷场上支起了木桌。母亲杀了一只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还拿出过年才舍得吃的腊肉。月光漫过晒谷场，斑驳的谷粒泛着银辉，煤油灯下那张通知书纸质边缘晕染着暖光。乡亲们端来滚圆的煮鸡蛋、炒得喷香的花生，七嘴八舌地说着“往后是教书先生啦”“可要常回村看看”。晚风掠过晒谷场，携着新麦的清香，卷起几缕麦穗，带着丰收的香气，轻轻拂过那张承载着希望的录取通知书。

如今20年过去，那张通知书早已泛黄，可那个夏天的记忆，却始终清晰如昨。它不仅是我个人的命运转折，更沉淀着一个村庄对知识的渴求、对未来的期冀。

而我，也从未忘记，自己究竟是从哪片土地启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