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读中高中语文作文教学的优化策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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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读中高中语文作文教学的优化策略与实践

■南京市金陵中学 陈蜜

在当前教育改革深化的背景下,高考评价体系的日臻完善与核心素养培育的全面推进,对学生的思维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载体,语文作文教学承担着提升学生思维品质的关键任务。

然而反观当下教学实践,素材积累不足、论证深度欠缺、思维层次单一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早读时段本应成为学生积累语言素材、开拓认知视野、涵育语感素养的黄金窗口,但现实中,早读课堂却陷入内容同质化、形式单一化的困境,既缺少主题聚焦的系统性设计,又缺乏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梯度引导。

面对这一现实矛盾,探索指向作文教学的早读优化路径显得尤为迫切。通过科学规划早读时间、重构教学内容、创新实施策略,或许能为破解作文教学困局提供方向。

需要明确的是,早读课程的根本属性仍在于“读”,其预习巩固、温故知新的基础功能不可偏废。基于此,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构建了结构化早读课程体系,并将其分为三个板块:第一,课内文章的预习和复习;第二,作文素材的主题积累;第三,思维提升的现场训练。本文着重阐述第二模块。

组合课内素材,一字立骨

部编版教材的每个单元虽已设定明确的单元目标、所属学习任务群及主题范畴,但这种基于单元主题的素材整合仅是课内教学的基础层面。课内素材的系统建构需要突破单元边界,甚至跨越书册与学段限制,以核心概念统摄多文本关联。在早读课程设计中,可通过分层诵读与主题聚焦实现这一目标。

以“闲”字为例。在早读第一阶段,通过诵读强化跨学段记忆,如初中教材《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的“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湖心亭看雪》里张岱的“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高中部编教材《归园田居(其一)》《琵琶行并序》《荷塘月色》等文本。第二阶段早读可进行解构重组,将素材按“闲”的四个维度分类:有隐逸田园的悠游自在,如《归园田居(其一)》《归去来兮辞》;有个人命运突变的束手无策,如《我与地坛(节选)》《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琵琶行并序》;有被逼到绝境后的豁然开朗,如《荷塘月色》《赤壁赋》。第三阶段早读则通过主题辩论深化认知,探讨“闲”的不同精神层次。

这种阶梯式早读设计,使学生在早读中完成从记忆强化到思辨提升的认知进阶。通过“闲”字串联的早读任务,可以真正做到“以点带面”,让教材“活”起来,让学生真正重视课内学习。

联合时事素材,一目如炬

时事素材是学生素材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时候局限于对人物和事件的浅层次了解,缺少对现象的多角度深入分析。这也是学生习惯于堆砌、拼凑素材而无法灵活使用的重要原因。早读作为语文学习的重要场景,不应止步于机械朗读新闻简讯,而应成为思维训练的契机——教师可在早读时段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解剖热点事件,用追问代替复述,将简单的信息接收转化为批判性思考。当早读与思维导图、观点辩论相结合时,学生才能真正突破“新闻播报员”的角色局限,在素材积累中培育出独立分析的思辨力,让时事真正成为写作的源头活水。

简言之,我们积累时事素材容易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本质上仍是“题海战术”的变体。这种功利化倾向导致写作呈现双重异化:学生心态上迷信“堆砌”,但凡与主题相关便堆砌罗列,以显示旁征博引;行为模式上习惯“粘贴”,即便素材与题意关联薄弱,也要生硬附会,强求与时代“同频共振”。究其实质,是将鲜活素材降格为装点门面的装饰品,而非淬炼思维的磨刀石。

以“松弛感”入选年度流行语为例,可展现思辨的路径:一是纵向追溯历史渊源,王羲之雪夜访戴的魏晋风度,苏轼“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的旷达心境;二是横向剖析现实动因,当代社会人们面对复杂情况时,催生的心理诉求;最终回归心理本质,阐释“允许紧张、接纳残缺”的哲学智慧。这种多维度的思辨过程,恰是破解思维“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超越“浅尝辄止”扁平化认知的关键。

整合理论素材,一斑窥豹

从当下语文高考题的命题来看,其选用的非连续性文本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还是比较强的,有的试题直接取材于学术专著和论文。而文学类文本的考查也从过去基本要素、常规题型的考查转向了理论素养的考查,例如2024年全国高考一卷的文学类文本就考查了“叙述效果”。因此,我们在写作时也应适当从理论的角度,高屋建瓴地进行分析。就实际看来,文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是学生比较感兴趣且运用范围较广的。

值得注意的是,早读是积累理论素材的有效途径之一。每天早晨安排一定时间进行理论文献的朗读与思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对理论语言的敏感度,还能加深其对学术概念的理解与记忆。但需要注意的是,理论素材的积累不能落入“炫技”的误区,更不能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随意滥用。因而我们在进行理论素材的积累时要尽量做到贴近文本或贴近实际。

例如在学习《边城》一文时,我们可以利用早读课给学生积累关于“悲剧”的类型的理论素材。结合王国维的“境界说”,悲剧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恶人构陷型,如奸臣害忠良,展现偶然性表面冲突,引发读者愤怒;二是命运捉弄型,如天灾意外,以不可抗力制造震撼,唤起对宿命的敬畏;三是众生皆苦型,揭示生存本质困境,善恶动机皆合理且悲剧具有必然性与持续性,《边城》即属此类,其结局暗示着湘西世界的精神困境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