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瑕

母亲命苦，外公很早就去世了。外婆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带着我的母亲苦苦支撑，开了一家小店，卖些百货和调味品，赚些差价维持生计。在乡村开店，不赊账就开不起来，而母亲和外婆都不识字，记账对她们母女来说很困难。而外婆硬是能在纸上画不同的字符，记录那些赊出去的东西和赊账者的名字，从来没有出错过。外婆不是超人，她能做到那样精细，也是生活逼出来的。我的母亲在外婆的严厉教育之下，家务事、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善良忠厚，勤俭持家。

后来，外婆看中我的父亲，我的父母亲走到了一起。我的奶奶早在父亲6岁时就生病走了，父亲兄妹5个，家境不好。我的爷爷一直在我家生活，母亲待爷爷如同女儿待父亲。

母亲最喜欢夏天，夏天是母亲的舞台，村妇母亲成了多才多艺的台柱子。炎炎烈日下，母亲戴着麦草帽，挽着竹篓，来到菜园。豇豆在热风中扭动身躯向母亲问好，晒得发蔫的空心菜举起紫色的小花作势献给母亲，丝瓜在搭起的架子下倒垂着诗意，一脸粉刺的黄瓜如同时钟打坐。母亲给拔节的韭菜撒一把草木灰，拔起辣椒枝下的几窝杂草，校正一下冬瓜匍匐前行的方向。她抚摸那些蔬菜，如同抚摸我们几个孩子。

夏天的午后，炎热漫长，母亲怕我们饿了，总趁我们午休时在简易饭桌上做馒头。那时候没有酵母，母亲用自己的方式和面、发酵、搓揉，最后下锅蒸熟。待我们午觉醒来，冒着腾腾热气的馒头就在筲箕里等着我们。

父母亲勤劳地耕耘，日子渐渐好过一些了，外婆也老了。她生病了，却不肯去医院，说年纪大了，不用去医院浪费钱。我陪着母亲坐在外婆的床前，母亲抽泣着一遍遍地喊妈，外婆开始还闭着眼睛喊一声应一声，后来应声慢了，一个劲地抓扯胸口，说闷。母亲哭得很伤心，按照老家的风俗，小心翼翼地抱着外婆，如同抱着一个易碎的瓷器，慢慢挪到堂屋床铺上。等我从地里喊回父亲时，外婆已经走了，走的时候57岁。

外婆驾鹤西去，母亲经常默默流泪，说没有让外婆过上好日子。我知道母亲没有带外婆去医院，是因为手里没有钱。也就是在外婆下葬的那一刻，我懂得了生死离别。我暗下决心，长大了好好挣钱，如果母亲病了我要有底气带她去医院治疗。

因为初中时生病致聋，我没能考上大学、走出乡村，又因为残疾在乡村受歧视，我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父母亲开始了空巢生活，他们在生活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上躬耕，依然养鸡、种菜、种水稻，还大方地给孙辈们压岁钱。

我刚到南京时，没有技能，没有文凭，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只能硬着心肠把家乡抛到身后。那时候春运很难买到回家的车票，一两年才能回家一次。等我回家给母亲钱时，她总是不要。2015年的那个秋天，66岁的母亲去世了，临行前还在厨房为孙辈做饭。她说她累了，想洗澡。姐姐帮她洗澡，安顿她躺下，哥哥去接了乡村医生，最后还是没有留住母亲远去的脚步。我在千里之外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回家，因为火车晚点，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弥留之际，哥哥、姐姐，全家人都到了，只有我缺席。没有人知道我有多自责、心有多疼。我本以为等到事业成功就能好好地孝敬母亲了，却不知道母亲的生命没有我想象得那样长。

女欲养，亲不待，在风中我擦干了眼泪，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决心改变浑浑噩噩的状态，努力奋斗。半年之后，父亲追随母亲走了，我再也没有家了。母亲在世时，听我说南京没有红菜薹、糍粑吃，回家时就天天做给我吃。我的残疾让母亲心疼了一辈子，却没有盼来我的好日子。

今年，我驱车回到老家，已到天命之年的我弯下僵硬的膝盖跪在母亲墓前，唠叨不休，说起那些陈旧往事。我生活过的乡村成了空城，村邻们都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曾经热热闹闹的街上看不到人影。在生我养我的村庄，在那老屋、猪圈、菜园里，我依稀看到围裙上打着补丁的母亲、顶着烈日耕耘的母亲、在油灯下做布鞋的母亲、卖了鸡蛋笑嘻嘻地数钱的母亲、开学前卖粮食为我们凑学费的母亲……母亲不只给了我生命、教育我们几个孩子成人，还无怨地带大了几个孙辈。

平凡卑微的农民母亲，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