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雪芳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不禁回忆起50多年前过年时的两件趣事。

在我小时候，年轻人结婚一般都在大年初二至大年初六期间——大年初七起生产队社员又要开始出工了。晚上，最让我们这些孩子兴奋的是去办喜事的人家讨喜糖，虽然十有八九是一分钱一粒的硬糖。

那几天，小伙伴们都盼着太阳快点落山，吃上一顿有鱼有肉的晚饭后，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往队上西边的牛棚旁走，跑进亮着灯的人家讨喜糖——那时家里不通电，只有办喜事的人家才可以免费用队上的大电箱接电到家里。

为了多到几处办喜事的人家讨喜糖，我们不走田埂，都是横穿麦田直抵目的地，以致有的人被土疙瘩绊倒，有的人一脚踩空摔进小沟里，本来干净的鞋子几乎变成了泥鞋。鞋脏了不要紧，只要第二天放在太阳下晒一晒再在阶沿石上磕一下，泥就掉光了，多讨喜糖才重要呢。

伙伴们气喘吁吁地到了东家。东家的场上、屋子里灯火通明。新娘坐在堂屋靠西的第一桌上，羞答答地低头吃菜，新娘面前桌上有一只大碗，伴娘不住地为新娘往碗里夹菜，新郎则依序一桌一桌敬酒。这天新郎的母亲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在堂屋门口等了好长时间，等待新郎母亲出现——她管着发喜糖呢。越是时间拖得长，讨喜糖的小孩就越是聚得多。这不，才半个小时已经有从各个村子来的五六十个小孩了。“发糖了，发糖了！”有人高叫起来。我们顿时激动了。只见新郎的母亲盘着一个高高的发髻，发髻上箍着一个红套子，口袋里装着鼓鼓的喜糖。她微笑着，高声道：“不要拥挤，不要拥挤，每人两粒都有的。”说着便开始往每只伸向她的手里发两粒喜糖。我人长得不高，就紧紧贴在长得较高的伙伴虎根或良生的后背，头非但不抬起来还埋得很低，同时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故意伸得短一点，让新郎母亲以为这是两个小孩的手，照例往每只手里放两粒喜糖。我赶紧收手，迅速抽身往侧面躲闪，生怕被新郎母亲发现。如此讨喜糖的妙法，一个场子下来，我往往比别的伙伴多收获了一倍的喜糖，至于虎根和良生，我会偷偷塞给他们一些“回扣”。

回到家，我把近40粒喜糖装进一个小罐里，口上盖上木盖子，然后喜滋滋地睡觉，准备明天继续赶场子。

另一件趣事是“抢邀亲戚”。我的家乡有个年俗，大年初二至大年初九各家各户都要招待亲戚，我家一般在大年初三。

大年初二母亲就派我和二哥分头登门，去亲戚家一一邀请。我最喜欢去北横头姨妈家，二哥也想去，因为姨妈一定会往我们口袋里塞一把上海奶油糖、两把带壳的花生。我和二哥都要去姨妈家，母亲不同意，说邀请完了亲戚回家还要叫我们干活。怎么办？我提议：“我们抓阄，一张纸上写‘我去’，另一张纸上不写字，谁抓到‘我去’，谁就去姨妈家。”二哥同意了。我把两个纸团撒在桌子上，纸团还在滚动，我就已经抓了一个在手里了，赶紧展开纸，是“我去”，二哥就不抓纸团，长叹一声出门去邀请亲戚了。最后自然是我去姨妈家，有时除了奶油糖、花生外，姨妈还给我两个苹果、两根香蕉，真是“满载而归”哩。

等到我和二哥长大，我才把为什么我总能抓到“我去”的阄的秘密揭开——当时我悄悄在另一张纸上也写了“我去”。只见二哥的眼睛先是定定地看着我，然后和我一起“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