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芳

我与毛豆的情结，可以追溯到50年前读高中的时候。

1976年，我在家乡的莫城中学读书。读初中时，午饭是回家吃的，因为学校没有食堂，且离家较近。等到读高中，学校在莫城镇上，离家太远，午饭只能在学校解决了。我每天早上去上学，就在米窝里抓几把米放进刻有自己名字的铝饭盒，吃多少抓多少。到了学校缴一分钱蒸饭费，把铝饭盒交给厨房里的师傅，码在屉格里。

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全校学生都急切地冲向井台边那几溜一字排开的屉格，取回自己的饭盒，再赶到食堂窗口排队，花两分钱往饭上打两勺咸菜汤或冬瓜汤，最后走向走廊或操场——学校食堂没有大厅，每人直接从裤袋里抽出一双筷子，“哗哗哗”地扒起饭来。

那时没有双休，只有单休，一个月最多要上25天课，午饭即使只打个汤，加上蒸饭费，也要花上八角多钱。有时，父亲到月底忘记给我蒸饭费和菜金，我只得向家庭富裕点的同学借一两角钱——借钱的尴尬滋味，只有借过的人才有体会。家里确实也没有什么菜，桶里二三十个鸡蛋，是备着招待亲戚的。

深秋的一天傍晚，我帮着父母在田埂上割草，发现队里在深秋前收割毛豆后还遗留了很多落脚毛豆。眼下这些毛豆长得很精神，大而扁，因为两旁水稻遮挡，阳光照射不到，也不易被人发现。我一边割草一边采摘毛豆，等回到家，我把三四斤带壳毛豆的头尾用剪刀剪掉一点，用水洗净，放在灶头小锅里煮。一会儿，毛豆的清香就在灶间弥漫。这种香，似雨后树木与山石的混合香，又似晒干的新稻柴与青草的混合香，我猛吸几下，想尽量把这种香味留在身体里。

第二天，我在学校吃午饭，菜就是装在搪瓷缸子里煮熟的带壳毛豆。毛豆清香，微甜，纯糯，连着两三个星期，我都带着毛豆去学校。后来，我变换了一个法子吃：剥去外壳，把豆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撒点盐，倒点酱油和熬熟的菜油，花一分钱蒸菜费蒸毛豆汤吃。果然，这个吃法要优于水煮，汤鲜美、毛豆子更糯，吃饭也有汤喝了，我甚为得意。

那时我十七八岁，上课上到10点多钟，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怎么办？没有饼干，没有面包，唯一的办法就是熬一熬。后来，我想到了毛豆，每天去田埂上多割草半个小时，多收获些毛豆。我把带壳毛豆煮熟后摊在匾子里，再把毛豆放在井台边洗衣台上晒。然后，把晒干的毛豆剥好，装一点在口袋里，等到上午课间肚子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些毛豆子吃。毛豆既是零食，更是粮食。肚子的饥饿感一旦被抵御，听课效率就更高了。有时我和几个坐在周围的同学共享毛豆，他们对我也颇为感激。我想，自己后来之所以能顺利考上中师，与毛豆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