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文秋

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二楼，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毛线衣。

这件毛线衣制成于1942年，全羊毛，淡灰色，长约100厘米，为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出品，是周恩来同志赠送给陶行知先生的礼物。陶行知生前，一直把这件毛线衣珍藏在箱子里。

陶行知由一名为中国劳苦大众的教育事业奔走呐喊的爱国知识分子，成为一名无保留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一转变与周、陶二人深厚的革命友谊密切相关。这件珍贵的毛线衣，正是周恩来与陶行知之间友谊的最佳见证。

1906年，15岁的陶行知在就读的崇一学堂的宿舍墙壁上题写：“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

1911年，14岁的周恩来说出了激励中华儿女的励志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隔空而望，两位少年可谓意气相投、志同道合。

1938年，作为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结束了欧、美、亚、非28国之行。10月1日，他抵达当时领导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0月5日，陶行知就拜会周恩来，他们推心置腹地促膝长谈。周恩来向陶行知精辟地剖析了当时抗战的严峻形势，谈到了华北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建立等问题，特别谈到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陕甘宁边区的情形，并真诚邀请陶行知去参观。陶行知仔细聆听，愉快地接受邀请，并表示适当时候一定要去延安看看。陶行知说：“我在纽约见到了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书中描述陕北的生活，真令人心驰神往，听了您的介绍，我更是魂牵梦萦了，我希望中国的农村，都变成那样的地方。”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会的，一定会的。”临别，周恩来殷切期望陶行知继续为促进各方面团结抗日多作贡献。陶行知也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风范谈吐由衷钦佩。他返回寓所和友人谈及此次会面，自感“关于陕北情形，蒙其指示甚多”，收获很大。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战时第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实施战时教育。陶行知筹办育才学校时，中国共产党给予大力支持，派遣林琼在建校时组建中共育才学校地下支部并任书记，主要成员为青年教师和年龄大的学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育才学校也组建了另一个中共地下支部，主要成员为学校的专家学者，包括王洞若、帅昌书、戴伯韬、孙铭勋等人。

这样一来，在育才学校就有两个相互平行的中共地下支部。周恩来明确指示：“党支部在学校里要搞好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这两个平行的党支部的共同任务是支持、协助陶行知办好育才学校。

抗战时期，育才学校一直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支持，被称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然而，育才学校的办学历程并不顺利，当时国民党政府非但不给经费支持，还常常阻挠、刁难，甚至是直接封杀。育才学校有困难时，陶行知常到周恩来那里请教，曾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

1940年9月24日，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专程赴育才学校看望师生，勉励师生“为真理而斗争，为新中国的远大前途而斗争”。周恩来亲笔题词：“一代胜似一代。”周恩来等人还捐款400元资助学校购买体育器材。陶行知深为感动，他特别提出：“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

周恩来夫妇参观育才后不久，就派人选拔一批学生去延安学习，一是为了减轻陶行知肩上的压力，二是给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这年冬天，陶行知带领育才音乐组师生举行儿童音乐会，邀请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同志及冯玉祥先生到会指导。周恩来为音乐组题词：“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

1941年，“皖南事变”后，育才学校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加上物价飞涨，学校经济陷入困境，全校师生一天都喝不上两顿稀饭。陶行知为了300名师生的生活，到处募捐求助。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时刻关心着育才学校，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有力支持。

1943年初，周恩来派中共中央驻渝办事处的徐冰同志送给育才学校一套延安南泥湾垦荒生产自救的照片，还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线衣。徐冰对陶行知说：“周先生、邓先生知道陶先生身体不好，要我转达他们的问候。

陶行知接过照片和毛线衣，非常激动，同时领悟到，只有靠生产自救才可以丰衣足食！陶行知动员全校师生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使学校冲破重重阻力，渡过了难关。

1945年9月，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周恩来陪同。在此期间，陶行知与周恩来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陶行知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

1946年前后，陶行知筹备创办重庆社会大学。1月15日开学，周恩来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

1946年7月25日12时30分，陶行知突发脑出血，与世长辞，终年55岁。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和邓颖超立即驱车赶来。周恩来流着泪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

这一天，周恩来还因陶行知逝世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的会谈。也是这一天，周恩来给党中央发去电报，告诉党中央：“陶行知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周恩来高度评价陶行知：“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后请求入党。”

当年周恩来赠送给陶行知的毛线衣，一直被陶行知珍藏着，后由陶行知先生亲属捐赠给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1985年，经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市博物院专家组鉴定，这件毛线衣被列为陶行知纪念馆馆藏一级文物。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直属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