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卫东

燧人氏钻木取火，让人类进入不再茹毛饮血的熟食时代，从此人类渐渐走向品质生活。其实，人亦如木，钻乃有火。

1982年，经过一年复读，我取得离本科起分线差一分的高考成绩。填报志愿时，“专科”一栏3个空格内，我填的都是商业或公安方向的学校。为保险起见，在“是否服从调剂”栏内写了“是”。结果收到的是江苏省南通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绝没有兴高采烈而是哭得一塌糊涂。我倒没有成为企业家或科学家之类的长远规划和宏伟梦想，只是觉着，吃商业饭或公安饭，前者实惠、有钱挣，后者神气、有荣光。村子里有几个当教师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和其他村民没什么大差别，而考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上师范这不预示着我最终还要回到农村？

当时像我这类跟教育“先结婚，后恋爱”的人不在少数。尽管到2000年，我在师专同班同学中率先进入中学高级教师之列，但这之前的五六千个日子里，我基本上还是“跟着感觉走”，听凭兴趣，自然生长，甚或“野蛮成长”。

在一线学校、普通讲台工作多年，我对教育有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之感。说很爱它吧，可有时心生倦怠，特别是在受挫、窘迫时，难免心灰意冷，偶尔竟懒得好好备课、上课；说不爱它吧，可也从没有离开它，没有择枝而栖、另谋高就的念头，甚至当自己因为“擅长写作”受到两家更好的单位青睐时，也毫不犹豫地予以婉谢。这倒不是因为个人特别痴情于教育，而是由于内心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还是教师工作比较适合自己的个性，换个行当，未必胜任。

生性驽钝，不谙世故，和更多更优秀的同辈人相比，我确实“迟慧”。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与长处——爱琢磨，爱思考，不甘落俗，喜欢另辟蹊径，时有创意。人们埋头抓考试，我则想着怎样劳逸结合。我带领学生去长江边野炊，到青墩遗址访古，这在当时很闭塞的农村中学，不啻为破天荒之事。对作文教学怎么做，许多老师不知所措，我却时有新招。譬如，为了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我让学生现场命题考我。学生出题后我稍加构思，然后就口述，由大家记录下来，师生一起再加以品评和修改。很多年前，我即兴口述的作文《我说施拉普纳》，当年的学生至今记忆犹新，传为美谈。再如，我喜欢写小小说，有一次期中考试，我以自己的作品为素材，不但出了若干阅读理解题，还让学生尝试写一篇文艺短评。这次尝试，经过整理，我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发表了《我让学生品“拙作”》。

再如，我会引导学生留意周边生活事实，努力从中品味出某种人生或社会的哲理，再就这些哲理写一篇议论文。后来，《作文成功之路》杂志发表了我与同事合作的万字长文《做一个永远的“思想者”》，文章全景式呈现了此次作文教学的设计思路、过程、成果及后续思考。

因为我一向喜欢写作，所以爱屋及乌，尤其重视许多同行不愿多谈的习作教学。2000年8月，《语文学习》杂志发表《“对话”，为我赢得了成功》，系统阐述与呈现了我的“对话作文教学观”。“对话”是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要的理念之一，而我围绕它进行了一些颇具原创性的建构，这多少表明我的尝试之新。

可惜，我并未以同样的热情和创意投入作为语文教育另一翼的阅读教学，更未能提出并扎实践行“指向写作的阅读”之类的主张，在此方面乏善可陈，使自己多年的一线教学工作多少有点跛足之态。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兴趣取向的问题，实则说明，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教育者，听任个性驱使，颇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名士气”。当时，自己往往很感性，而缺乏必要的理性，这也使我如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勒所说，好也好得有限。

话说回来，爱学、乐思、勇创、能行、善写，终究是一些不错的品质。更幸运的是，这些品质我差不多都拥有。它们积久而成某种日益深厚的教育情结，也使枯木溅起几粒火星，亮起数朵爝火，最终燃成一支火炬，照亮我个人的教育时空和成长前路。如今，在“望昔兴叹”时，又每每感到欣慰。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中小学正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