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秋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主张，也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重要原理之一，更是陶行知贯穿一生的教育实践。

1930年1月16日，陶行知先生在全国乡村教师讨论会发表演讲《生活即教育》，该文后刊载于《乡村教师》第9期。他说：“讲‘学校社会化’，也是犯同样的毛病。‘社会即学校’，我们的学校就是社会，还要什么‘化’呢？现在我还有一个比方：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

1930年3月15日，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学校发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一文，后刊载于《乡村教师》第7期。陶行知认为：“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一来，它立刻要求拆墙，拆去学校与社会中间之围墙，使我们可以达到亲民亲物的境界。不但如此，它要求把整个的社会或整个的乡村当作学校。与‘生活即教育’蝉联而来的就是‘社会即学校’。我们既承认‘社会即学校’，那么，社会的中心问题便成了学校的中心问题。”

1933年3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大夏大学发表演讲《创造的教育》，后刊载于《教育建设》第5辑。他说：“创造的教育是怎样呢？就是以社会为学校，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我们要把学校的围墙拆去，那么才可与社会沟通。”

1934年10月13日，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发表《教育的新生》一文，刊载于《新生》第1卷第36期。他认为：“我们承认‘社会即学校’：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1945年5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一文，刊载于《战时教育》第9卷第2期。文中指出，“应当将校门打开，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他应当有社会即学校的观点，整个社会是学校，学校不过是一课堂”。

可见，陶行知先生倡导以大自然、大社会、大世界作为人们接受教育的场所，这是他生活教育理论在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具体化。

陶行知先生认为，“社会即学校”，就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之能任意翱翔，也就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教育的场所。因为在大自然、大社会、大世界里，教育的材料、方法、工具、环境都大大增加了。人人都是老师，人人都是同学，人人都是学生；随手抓来的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

“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内涵可从三个角度分析。从社会的角度说，“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这是“社会即学校”的基本含义：“把整个的社会或整个的乡村当作学校”。陶行知先生进一步指出：“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 从学校的角度说，“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学校要“了解社会的需求”，学校要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服务。从社会与学校的关系来说，要“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

学校与社会，两者互相影响，共同进步。这与陶行知对生活与教育关系的认识是完全相同的，体现出陶行知教育学说中的辩证思想。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主张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高度契合。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