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秋

“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名言。这句话，陶行知先生终生践行。陶行知强大人格力量的集中体现就是爱，他以“爱满天下”的胸怀爱国家、爱人民、爱学生。

1924年1月5日，陶行知在《预备钢头碰铁钉——致吴立邦小朋友的信》中写道：“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站在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

1930年3月15日，陶行知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写道：“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晓庄可毁、爱不可灭。”

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武训先生画赞》诗中写道：“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一世，到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这是他少年时期立下的爱国志向。“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这是他对祖国寄予的希望和坚定信念。陶行知一直希望以教育改变中国“贫弱愚私”的状况，为此他放弃了大学教授、教育厅长、大学校长等职位，始终奋战在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的第一线。抗战全面爆发前，他甚至自费前往欧美诸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援助中国抗日。

陶行知立志要用教育来救国救民，因此他热爱教育，决心一辈子献身教育。他反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洋化教育和奴化教育，决心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之路来。为了这一目标，陶行知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他愿为苦难的农民“烧心香”，大力倡导乡村教育；他赞美工人，倡导“科学下嫁”，创办各种工学团，开展工农教育；他爱天下一切劳苦大众，愿意终生为劳苦大众服务，办人民需要的教育。1921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玄武湖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推行平民教育的试验基地——昆明学校。

陶行知爱他的学生，他对学生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当王琳生活困难之时，陶行知翻译撰稿以稿费帮助王琳度日；他在晓庄支持学生爱国行为，保护共产党。当刘季平被国民政府通缉之时，陶行知不顾个人安危，筹措500大洋助其脱困；当程本海在抗战中颠沛流离之时，千里之外的陶行知为其写推荐信介绍工作。他为学生办学校：1929年，陶行知在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办学的对象是“农人和儿童”。1933年，新安小学有7个小学生组成了“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1935年10月10日，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新安旅行团共14人，汪达之担任随团顾问，开始全国旅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文艺团体，行程5万里，17年间在全国各地宣传党的思想与主张。

陶行知以“爱满天下”的精神，爱平民、爱农民、爱工人、爱劳苦大众。“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他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教车夫、儿童、老妈子写信、识字、交流，在《行知书信集》中，有大量他与普通老百姓探讨学习读书的往来信函。燕子矶，位于晓庄学校附近，风景秀丽，在当时却常有跳崖的悲剧发生。陶行知知道后非常痛心，遂在崖顶处立了一个木碑，亲笔题写“想一想，死不得”，碑后面还写着两行春风化雨般的劝诫语。此碑让不少失意之人幡然醒悟，挽救了不少生命，被百姓称为“救命碑”。今天的燕子矶公园依然保留着这个“救命碑”。

从爱国、爱民、爱教育出发，陶行知“无保留地追随党”，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把自己的一切投入革命的洪流。

1946年12月1日，全国53个人民团体，在南京公葬陶行知先生。墓地牌坊正中的横联，正是陶行知先生的手书遗墨：爱满天下。

今天，这幅横联依旧镌刻在行知先生墓园牌坊的正中。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