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竹

《世说俗谈》

刘勃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什么是“魏晋风度”？在《世说俗谈》的序章里，作者刘勃说道：“魏晋风度”其实就是“有意思”。在他看来，纵观历史长河，有时“意思”的生命力甚至比“意义”更长久，当时有意义的东西，后世未必有意义；可当时有意思的，也许永远有意思。譬如王子猷雪夜访戴，旁人看来，天寒地冻，寻人不遇，只是白费精神；可当时人们只觉得，“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意思到了即可。而这样充满趣味性、看似童话般的小故事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从“东床快婿”到“掷果盈车”，“闻鸡起舞”到“我见犹怜”，几乎莫不如是。

然而，只是单纯的“有意思”三个字，既说不尽《世说新语》的精髓，也道不明《世说俗谈》的独到意义。当我们谈到“魏晋风度”时，魏晋名士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诚如序章的另一句话所言，《世说新语》本身，便缘起于一位南朝王爷的“高卧”。而其所传递给后世的那份“意思”，也正是一种独属于那个“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然而“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的姿态、风貌与气质。刘勃将其形容为“贵族的懈怠”。

那么，当时的“名士”们为何懈怠？

《世说俗谈》的第三部分，记录了一组十分值得玩味的统计数据：当北方的先进技术与南方的肥沃土壤相遇，偏安一隅的东晋，反而成了人口小幅正增长的朝代。正是这“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生产力，支撑起了魏晋名士们的好日子。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何写下《兰亭集序》的王羲之从来不在意父辈的“楚囚相对”，而是只关注内心的感时伤怀。

人口增长，士族的规模也随之膨胀，最终转化为每个个体士人的焦虑。日益严重的贵族化、门阀化倾向，不可避免地成了魏晋时期官场上的主流。说起潘岳，我们都知道“潘江陆海”“貌比潘安”，但《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官场的黑暗，让潘岳三十几岁就有了花白的头发。连元好问都不禁喟然叹曰：“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既有内忧，岂能少了外患？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发生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之间：深陷围城、走投无路之际，刘琨对月长啸，竟引得万千胡骑潸然泪下，作鸟兽散。刘琨想不到，自己的歌声有着如此巨大的魔力，但我们都知道，那歌声传达的是人类共有的心境，感召了和他一样憔悴的人。

魏晋时期，艺术的发展、思想的进步、精神的解放，也从来无法掩盖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正如王羲之在战争不久之后写下了《兰亭集序》。许多人尚且能以诗词歌赋排遣内心无边的苦闷，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在历史中沉默不语。

而这，也正是《世说俗谈》诞生的真正意义。正如本书的封面，纯白无瑕的底色裂开了缝隙，仿佛古老宫墙上斑驳的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