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效猛

《礼记·大学》开篇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籍此“三纲”之雅意，我工作之初便以做一名“明理、明智、明心、明德”的明师为人生追求，以明师为止，但不为名所累；在读书实践中明己，明心见性；在教育教学中明生，明觉精察。

行远自迩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农闲时节的傍晚，家里不太宽敞的院子里总是高朋满座，父亲端坐正中，拿着一本皱巴巴的旧书，用他那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声音高亢地朗读着，乡亲们听得津津有味。在我记忆中，这种场景贯穿了我家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至于现在我对《杨家将》《呼延庆打擂》《响马传》《十把穿金扇》等演义小说仍能口述梗概。

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要读书给乡亲们听。“他们不识字，读书可以让他们明白一点历史。”父亲错误地把演义当成了历史，但父亲“让他们明白一点历史”的情怀是可贵的。这种情怀对我后来走上教育工作岗位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我立志做一名“明师”的动力源泉。

父亲十年如一日给乡亲们读书，带给左邻右舍的是茶余饭后的闲趣，带给我的是为人师表的一生启示：远大的理想，立足于生活中的点滴，立足于本职岗位的小事。正是这种朦胧的启示在我的心中种下了当“明师”的种子，让我在学习工作中砥砺前行。我由此明白：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用真情关爱每一个学生，“如保赤子”（出自《尚书·康诰》），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学生，用诚心去润育孩子们的心田；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用热情点燃每一个学生理想的火炬，“开而弗达”（出自《礼记·学记》），通过富有创意的教学设计开启学生的智慧，耐心引导孩子们在学习中行与思。以明师为止，多年来我始终从关爱学生的点滴小事做起，从每一堂常态课精心准备做起，谨记“行远必自迩”（出自《礼记·中庸》）。

登高自卑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出自《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倡导的是“笃志力行”，有志不行或行之不笃等于说空话。我志于“明师”，如何“明”是关键，我成长目标的达成路径是“明于学、明于思、明于问、明于行”。

2008年一次市级课题开题论证会，专家对我的汇报颇为不满，甚至认为我完全没有课题研究能力。自尊心极强的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在我信心满满的情况下被浇了一盆冷水，有万念俱灰之感。好在我及时调整了心态，深入反思存在的问题。我不由想起“过则勿惮改”的教诲，正如孔子所警示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我的汇报不能让专家满意终究是我自身的问题，说明我在教研上确实存在许多不足。冷静下来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了四大问题：一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课题研究等同于教学经验的总结，“主观臆测”是读书太少所致，失于学；二是开题报告中理性分析欠缺，错误地认为研究目标的达成是必然结果，失于思；三是研究过程中固守书本中的理论，以专家谈论的是非为是非，不能问难以求甚解，失于问；四是课堂教学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让我有点小膨胀，沉迷于过往经验而不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自我，失于行。

“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出自《王阳明全集》），阳明先生之训犹如一针清醒剂，帮助我快速从万念俱灰的状态中走出来，专家的一席话让我如梦初醒，情感由抵触转化为感激。此后的工作中，我通过“明于学、明于思、明于问、明于行”的实践路径逐步走向“明师”的目标。

明于学。明生必先明己，明己必须学习，非学无以广才，志向的达成是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我的学习方式、渠道多样化，向外求知、向内求索，诚心向导师学、诚心向专家学、诚心向书本学、诚心向伙伴学、诚心向实践学。

明于思。善学者必然善思，深度学习的天敌是浅尝辄止，窥一斑便觉得已知全貌，缺乏慎思习惯。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以“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表达了事物的精髓之处往往都在远处、深处、险处的道理，学习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习惯于浅尝辄止，不能博学慎思，就永远接触不到原理的本源。

明于问。学必有疑，有疑必问，否则学习就流于形式。《传习录》记录了王阳明这样一段话：“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我深有同感，学而无疑一定是因为学习不够用功，把一知半解误认为精深通透。有追求的教师，应时刻谨记“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圣贤良言，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存疑、质疑、释疑，以求得真知。

明于行。学习最好的方法是将所学所得付诸实践，汉朝思想家扬雄有言：“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出自《法言·学行》）作为教师，我始终将所学内容及时应用于实践，同时给学生创造“行”的机会，将所学所得与生产生活联系起来，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去弊明心。

多年的教育实践让我深知：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不思不明，不行不达。以明师为止，我始终坚持“明于学、明于思、明于问、明于行”的明己之道，从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做起，“登高必自卑”（出自《礼记·中庸》）。

行思共育

2013年，我有幸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赴德国的培训。在德国3个月时间内，我系统地学习了行动导向教学法，厘清了教学项目与学科单元教学的区别，掌握了教学项目开发的要旨。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只要提到“行动教学”，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德国行动导向教学法，普遍认为“行动教学”的源头就是德国，颇有“言必称希腊”的遗风。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我从中国教育史的视角，在传统经典中探寻教育智慧时发现，中国自古就有职业教育和行动教学，且源远流长，需要深入研究与挖掘其思想精神。我期望通过守正创新的研究，丰富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的内涵，扩大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的输出，为世界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在融合古今中外理论的基础上，我提出了“知行合一，行思共育”的教学主张，“知行合一”是主张之根，“行思共育”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为了践行“知行合一，行思共育”的教学主张，我汲取了《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先贤智慧，创设了思中学、思中问、思中辨、思中行、思中评“五行五思”教学模式。该模式具有“善学然后扣问，扣问然后明辨，明辨然后笃行”的鲜明特征，为培养高素质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新的教学途径。

“明师”是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并在“明于学、明于思、明于问、明于行”的实践大道上愈走愈坚，愈行愈笃。我的“明师”执念就是要在生活中不断地修身养性以“明己”，在工作中持续地长善救失以“明生”。志愈坚，行愈笃。《礼记·中庸》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我将其作为自己前行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江苏省宿城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讲师，“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