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运来

小时候，我常常在挎包里揣上一只碗，筷子也不用带，就跟着班级队伍到生产队的棉花田里摘棉花。

深秋季节，地上早有了霜冻。小手伸出来，寒风有点刺骨。棉桃吐出白白的棉絮，似雪球点缀在黑褐的棉枝间。每个人走在两行棉花趟间，一只只小手上上下下，左右忙碌，坚硬的棉桃包衣，干硬的棉枝，不断把小手刮出一道又一道印痕。没有人喊疼，棉花地里倒是欢声一片，你追我赶，看谁先把棉花捡拾到地头，谁的棉花兜里没有棉花叶。从田地里捡出来的棉花，不需要生产队社员二次翻检，里面不会夹杂干枯的棉花叶。晒干后，生产队会打包送到公社的棉花收购站。

要开饭了，两个大队社员抬来一大木桶浓稠的米麦粥，一人一碗。吃完了再去盛时，木桶早已底朝天。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粥了，是劳动饿了，还是那时家里没有这样的米麦粥呢？大概都有吧。

夕阳落山，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甩着皲裂的小手，唱着歌儿回家了。过去家庭里孩子多，大人不会问你小手有没有划伤划破，也不会问你有没有吃过午饭。这是我40年前上小学三四年级时的劳动记忆。每学期，同学们都期盼着下一次生产队集体劳动早点到来。

后来包产到户，我家终于能养猪羊和牛了。每天放学打猪草是娘交给我的任务。

离村南大约3里地就是黄河故道。河滩上长满了杂草。我左手牵着黄牛，右肩背着有我人一般高的草箕。小牛还算老实，把牛绳拴在一把芦苇上，我就去打猪草。等牛儿绕着圈儿把草啃光了，再换一个地方让它继续啃。夕阳渐渐沉到远方的芦苇梢，一同打草的伙伴们开始做游戏。大约15步开外，在地上插一根小棒。每人割上一大把草放在一起堆成一堆。小伙伴们用割草的铲子、镰刀投掷地上的小棒。谁打中了小棒，这堆草就是谁的了。每到这时，小伙伴们特兴奋，没有人担心因玩耍草篮子会装不满。假如草篮子装满了，赢来的草再捆上一捆带回家，定会得到爹娘的夸奖。

有时候，打草累了就躺在河坡上望着蓝天发呆。我常常幻想，假如世界上有一台割草机多好，我就再也不用割羊草打猪草了。思绪就随着蓝天上的白云飘呀飘，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雨天打猪草真不容易。一连几天下雨就更惨了，雨水涨起来，不能去河沟坡割草。庄稼地一踩脚就陷进去，也不能去割草。挎在胳膊上的篮子要是装不满，娘就会教育我：“不好好上学，一辈子在家打猪草。”这类教育农村娃的话语常会从田间地头、房檐屋下传进耳朵里。可能这就是农村最实在的教育吧。那时我们这么小，哪里能把这些话往心里去呢？我只记得在湿地打猪草的不易，放牛羊的欢乐，躺在草地上胡思乱想的惬意。

1989年7月，因品学兼优，我以学生党员的身份被母校铜山师范推荐进入南京晓庄师范继续深造。这所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学校有一个好传统，每学年每个班都有一次值周活动。一周里大家不用上课，每个同学被分到不同岗位去锻炼，有的到校长室做校长助理，有的到陶行知纪念馆做解说员，我则主动承担了宿舍楼的卫生工作。我从骨子里对劳动生活就有天然的亲近感。农村的活儿除了套牛耕地我不会，其他十八般武艺我都会。打棉杈、喷农药、摘棉花、割小麦、打麦场、种花生，样样我都干得有模有样。毕业后进入学校工作，教室里的许多杂务我也做得井井有条，还带动班级的学生在学校和家中主动承担劳动任务。

而今久居城市生活，我往往对着街角一位挎着篮子卖菜蔬的老奶奶伫立良久，也常常为一位在街边顶着寒风卖炒货的村人眼睛湿润。住宅小区的保洁人员，我也总能理解他们的辛劳。见面时我会微笑着问一句好。我知道这句轻微的问候对于他们没有多大的实质帮助，但一定会温暖他们的心。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让学生懂得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这既是立德树人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