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虹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是一部使我耳目为之一新的人物传记。

在这部《苏东坡传》中，学贯中西的林语堂用生花妙笔，将一位集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为一身的旷世奇才的一生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倾注着对苏东坡的敬仰之情。

在书中，林语堂这样评论苏东坡：“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

历代的文学评论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时，必然会用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宋孝宗为《苏文忠公全集》写序言时，就盛赞苏东坡的浩然正气，这种正气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

在我看来，“浩然之气”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林语堂认为，苏东坡的“浩然之气”是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元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自然也就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方面又兼顾到普遍秉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哲学。在苏东坡的官宦一生中，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

苏东坡的精神气质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真、求善、求美的本性和癖好。这表现在苏东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守住初心，说真话、诉真情、谈真知。

苏东坡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林语堂先生盛赞道：“苏东坡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格格不入……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我认为，苏东坡精神气质中最为光辉动人之处，在于他的慈悲善良之心。这不仅表现在他那义愤填膺的抗暴诗上，更表现在他为官时的所作所为上。

在密州做太守时，他曾“洒涕循城拾弃孩”，看到路有饿殍，自己“为郡鲜欢”。

在徐州做太守时，他深受百姓的爱戴。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中所绝无仅有的。他还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

在杭州做太守时，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他在全城实施公共卫生方案，包括建造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畅通盐道，疏浚西湖，稳定谷价，不惜与朝廷中的小人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工作。

在颍州之时，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看到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原来苏东坡是想和他商量怎样才能帮助这些难民。

在因“乌台诗案”被贬的流浪生涯中，苏东坡还把自己倾尽所有买来打算到老年退隐时居住的房子，又分文不取地还给了败落的女主人。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把苏东坡比作“天上麒麟”，又对苏东坡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

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东坡留下的那三封感人肺腑、情真意切的书信最为震撼人心。第一封信是他被贬黄州时，痛心于当地野蛮风俗，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写的；第二封信是他于元祐七年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第三封信是他晚年给章淳的儿子章援写的回信。

林语堂对他的慈悲心给予了最高的赞美：“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几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它们在文学里上的价值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献。”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

林语堂认为，苏东坡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拓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

苏东坡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中国绘画上他与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

人的生活，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苏东坡身上显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终身不渝追求真善美的浩然之气。

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