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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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遗物

■马雪芳

2016年,87岁的父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们发现父亲床上的草席底下,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展开封口,里面居然是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常熟日报》,翻看许久,我终于在第4版的“光荣榜”里找到自己被评为苏州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的名字。啊,在父亲的心目中这张报纸是多么贵重!

父亲小时候在陈家娄舅公那里读私塾。舅公学问很高,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在舅公的熏陶下,父亲也喜爱上了阅读和书法。只是当时好公好婆(爷爷奶奶)没有经济条件继续供他,父亲读到十三四岁只得停学回家下田劳动了。

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打我记事起每天收工回家吃罢晚饭,他总要坐在那张泛着暗红的竹椅上阅读邮递员送来的《新华日报》《参考消息》。两份报纸是队上订的,队上没人看报纸,队长就让邮递员把报纸送到我家,过段时间,父亲把读过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用一根细草绳捆了拎到队上的会计室。队上分黄豆、赤豆、芝麻等农产品到户时,会计就把报纸摊在砖场上,一户一张,再用毛笔写上户主的姓名,等社员收工的时候,就去砖场上对着报纸上的名字,把分得的黄豆等领回家去。

那时队上每户的年终分红全靠种地、养猪,社员一年到头只顾得上苦苦地出工,根本没时间关心小孩的读书情况。每学期结束,父亲看了我每门只有80多分的分数单后,只把分数单递给我说:“把分数单放好,以后有用的。”当时,我不知道父亲说的分数单有用到底是什么用。

我读小学四年级下学期时,一日父亲去常熟县城大东门买小猪,回家竟然给我买了一个黄色帆布书包,父亲说这个书包二元四角八分。我接过新书包,激动得一颗心似乎跳到了喉咙口。要知道我们班上还没一个同学有一个像样的书包呢。背着新书包上学,我感觉像是背着父亲无声的叮咛。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一路走高,小学毕业时语文、数学成绩分别是97分、98分,总分名列全班第三。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我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一日下午我正在上课,忽见窗外有一个脸面黝黑的中年男人在向我们班张望,啊,是父亲!我赶紧从教室后门走出去。只见父亲腋下夹着一包用蓝色布包着的鼓鼓囊囊的东西。父亲见我走出了教室,就迎上来唤我的乳名:“阿四,天快要冷下来了,我叫裁缝给你做了一件风雪大衣,今天队上派我摇船来镇上买牛吃的棉饼,正好把大衣给你带来了。”我“噢,噢”后,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父亲一直看我把风雪大衣放妥在宿舍床铺上,才与我道别。父亲瘦小的背影,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学习懈怠时,那瘦小的背影就会浮雕般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精神顿时提振起来了。

我考上师范学校后,父亲曾两次特意坐火车到校看望我。每次来校,父亲都带来六七本在火车站里买的杂志,有《大众电影》《八小时以外》《啄木鸟》等,还有五六盒卤汁豆腐干。这些杂志至今我还保存着,留作永远的纪念。

2002年5月,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了我15万字的散文集《醉春》。听母亲说,这本书父亲戴了老花镜不知看了多少遍,有时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有时看着看着脸上会露出微微的笑容。

直到中年以后,我一直疑惑的“收好的分数单到底有什么用”也有了答案:我从收藏的分数单中得到灵感、产生诸多回忆写出发表的散文有50多篇,这些分数单真的被父亲说中了——有用!

一晃,父亲离开我已5年了。父亲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物质的遗产,但他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享用不尽。尤其是父亲留下的那张《常熟日报》,不但珍藏在我的书柜里,更珍藏在我的心里,它将永远激励我在以后的教育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