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识，指人的器度与识鉴。

丰子恺推崇恩师李叔同，继承其思想精髓并总结出一个观点：“先器识而后文艺”。这种文艺观，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换句话说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领域，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劝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器识一词，最早见之于东汉蔡邕《郭有道碑序》：“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有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这是说郭有道，品格优秀，器量不可测度。魏晋时代，器识之说更为广泛。刘义庆《世说新语》有“德行”“识鉴”“品藻”等章记载了当时人物器度和识鉴的种种表现。如《德行》中记载：“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坡，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可见，林宗对器识之人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时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常言说：“为文先为人”“人品决定文品”“文如其人”，说的也正是人品至上，文品与文章次之的道理。学者王国维总结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人，如果没有文学天才，就凭着他们的人格力量，也足以流芳千古。因而，若没有高尚伟大的人格，世上就不会有高尚伟大的文学者。

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是，他为了写成此书，以极大的勇气选择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隐忍著书。在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时，时年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设在宫内，由太监担任），掌管宫里诏诰答表等机密文书。实际上，是汉武帝借此在污辱他。后来，司马迁在家中写《史记》时，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大字：“鱼跃龙门变成龙，还看鲤鱼雌与雄。假若非雄也非雌，跃上龙门也非龙”。遭此侮辱，司马迁对朋友说，不进宫怎知宫廷秘史？不和帝王将相打交道，怎知他们灵魂善恶？不应召，史书又怎生去写成？

对文人而言，器识就是看他们的性情、胸怀，如何宽广博大，与众不同。据说张居正13岁时考举人时，便一举通过，可是主考官却不让其中举。原因是，为了保护他，不让他轻狂自大，将来难成大器。伟人毛泽东爱读古代文人史论、政论文章，也倡导器识为先。看人的器识好坏，如同鉴定宝物，东西的品质好坏，从外形上即可看出，人的器识好坏却要在言谈举止之间，反复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