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打铁、做豆腐，在家乡常常被称做最苦的三件事。酿酒、打铁这两件事的苦我说不来，做豆腐的苦却是深有体会的。

那时感觉最烦心的，就是拣黄豆。做豆腐的黄豆不但要簸去碎屑尘土，还要拣除霉豆和异物，霉豆影响豆腐的口感，异物会坏了磨齿。那时豆腐买卖称为“换豆腐”，用自家产的黄豆来兑换豆腐、豆腐干、豆腐皮等。豆腐是白白净净的，村邻竹篮里的黄豆质量却参差不齐。祖母有了空，就要把这些“百家豆”不停地簸筛、挑拣，地上落下一层又一层灰的豆屑沫，紫的畸形豆，乌的发霉豆，红的砖瓦粒，各样的钉头铁丝，中间还时时夹杂着黑的麦粒状老鼠屎。一晌又一晌的时光，就在这挑拣中悄然而去。每当我放学归来，戴着花镜的祖母就会抬头说，刚拣了两簸箕，又该做饭了。

周末，写完了作业，我也要拣黄豆。簸箕放在矮凳上，我半蹲着，勾着脖子，伸着脑袋，分拣各样杂物，一会儿功夫，就背酸颈痛、头晕脑胀了。听着外边伙伴们的欢笑，心里一憋屈，就认真不起来了，两只手在簸箕里只管一拨一拨地划拉，管它老鼠屎还是羊粪蛋，都懒得拣出来。祖父在黄豆的筛选上，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祖母常常不得不翻工重拣。现在想来，可能正是祖父的苛刻，四邻八乡才都说我家的豆腐做得好吃。

一年里除了夏收秋收时节，磨坊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做豆腐很占地方，要有装磨的磨坊，煮浆的大锅，点浆的水缸，压豆腐的木架，包豆腐干的桌子，晾豆腐干的长箔，排水的池子，放豆腐渣的盆盆罐罐等等。老宅的院子不大，满当劲可想而知，常年没有个下脚的地方，到处弥漫着豆制品的浆水味。

做豆腐很费工，泡豆磨沫、煮浆点卤这些不说，单单包豆腐干一项，是用上多少劳动力都不嫌多的。五寸见方的白稀布平摊好，舀上一勺点制好的豆腐脑，对角提起，交叉折叠，把豆腐脑严实地包紧，整整齐齐码放在箅子上，再放入笼屉里压扁，压得越小越薄，越容易入味。豆腐干常常供不应求，但包起来太慢了，用祖母的话说，是“家有百口，难闲一手”。我也搭过手，四个角总折叠不匀，豆腐脑还不老实地溢出来，压出来的豆腐干品相差，只好自吃或送人。祖父常说，换咱的豆腐就是信得过咱的人，怎么能马虎呢。

做豆腐还很费时，每到冬闲，农村办婚事的多起来，订豆腐的也多起来，家里两口锅不是煮豆浆，就是泡豆腐干，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做饭，加之我对家里的豆制品实在不感兴趣，因此那时我常用煮豆浆的灶膛烤馍吃。如今，家里不做豆腐已有十多年了，我还是几乎不吃豆制品，但那段豆腐往事，给了我莫大的温暖和无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