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茅盾先生主编、初版于1936年的《中国的一日》，将1936年5月21日这个历史上极为平淡的一天定格，让时人、后人都能从这幅生动鲜活的横截面中，一窥当时政治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各维度的真实细节。

这本书的编著在当年的文化界是一件盛事——不独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它也是高尔基“世界的一日”的积极而又独立的呼应者。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易，它与读者之间的区隔越来越深，因而虽成了某些特定学科叙事中的“永恒经典”，却不可避免地消失于大众的视野。

不过，时代永恒变化的属性也为它的“复活”创造着契机：1936年，战争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开端将现；今天，肆虐的新冠病毒让全体中华儿女拥有了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共同体验。细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疫情初期一些媒体对疫情报道的标题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如“重庆一日”“广州一日”“武昌站的一天”等具有标志性的字眼，其内容也较一般的新闻报道偏于细节描述和个体叙事。私以为，这可以视为当今的新闻工作者们对《中国的一日》编著精神的致敬与传承，尽管有些仅是停留在标题的命名上。

这精神是什么呢？

在回答之前，需要对本书的内容有所了解：主体为各地来稿，讲述自己在这一天中的见闻、感受和思想，再加上一些编委收集的20日和21日两天的报刊内容等。来稿不仅在文体上“几乎包含尽了所有的文学上的体式”，内容上也在避免雷同重复和敷衍杂凑的基础上，尽量展示“人生之多种的面目”，甚至“极荒谬的迷信文件”也都无条件地加以采用。茅盾先生在本书《关于编辑的经过》中反问，“荒谬，不也是中国人生的一面么？”如同数日前不少人迷信“母猪说话，吃下九个鸡蛋可以避免染上肺炎”，尽管很是让人无奈，但也着实是人生很真实的一面。编者力求展示全貌，奏出“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其编著之精神即在于此。

从这个维度看去，本书对于我们大众的意义，倒不重在1936年5月21日社会图景的展现上了。原因显而易见，即便是编者，也已经刻意选择了语言文字朴质、易于阅读接受的来稿。但与这些文字绝对对应的那个时代已然过去了，与今天的对应只是有限的。因而，它的意义更多在于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人们嬉笑怒骂的多样性的毫无隐瞒地展示。这多样性来自于职业的区别，其中有教员、学生、商人、农民、公务员等等，也来自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它必然会因大视野下的南京、上海、北平、两湖等各省区和南洋而异，也必然因小视角中的学校、工厂、街头、警署、军营等而有别。

身为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我们知道，此后的社会运动、经济活动、文学创作、科研成就就建筑在这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之上，我们应对所生活的当下投以理解、尊重与感谢的目光。当然，其意义更在于让人们看到生活是可以既平淡又惊心动魄的，看到面临民族危难时人们是怎样自觉地将个体存在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这大概与我们今天在“逆行者”们身上所看到的相同。还有，编者对此所抱持的态度和所作出的选择严肃、笃定，他说：“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

直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我们，也应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