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　吴沫

提及“士”，首先印入脑海的是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悲悯文人，或者是寒窗苦读、只期一朝中第的寒门学子。往近处，则会想到梁漱溟与汪曾祺两位老先生的腰杆与笔墨。笔者对“士”其实是有着刻板印象的，但在通读了《中国古代士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之后，方才发觉，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2500年，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中国古代士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士”，从先秦游士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士”。通俗意义上来说，“士”会被解释为当今社会认为的“知识分子”。不过，因其本是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故不能仅仅特指某一个阶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共同自发承担的任务，自始至终都是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从早先的士大夫阶层，至贵族底层，至平民顶层，再至知识分子阶层，经历了不同身份变化的“知识分子”，不是泛指所有拥有知识的人，而是指具有原本“士”的精神概念甚至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根据学术界的理解，这样的人群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私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时期就已对“士”的概念进行了发现与总结：“士志于道”，指明“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初始教义深深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士”阶层，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愈彰显出它的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经历了不断解构、重组与发展的过程。纵观国学文化的发展，不同朝代的思想家都会对此提出不同的见解，也会影响当时和后来的学人。在笔者的认知中，提及“士”，绕不过的一个词便是“气节”，仿佛这是对一个士人或者读书人的除却学术以外的最高赞美词——气为敢作敢为，节为有所不为。

“士”向“知识分子”的最终转变在科举制废除之后逐步完成。清末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日益增多，并逐步形成一个个团体，其中不少人开始走向革新与革命运动之中。思想解放和民主意识慢慢占据年轻人的头脑。在实际由军阀统治的民国阶段，意识到自己主人翁身份的在野知识分子，由于当权者的腐败，反而逐渐赢得民心，开始具备“士”阶层所不敢想象的领导力。他们凭借知识的力量和西方新文化带来的思想解放，试图带动社会的变化，但绕不过的是，这样的力量始终是欠缺的。即使他们拥有了凝聚群众的领导力，但是群众立身的基础是吃饱穿暖，单纯思想的富足却没有这样的作用。同时，他们没有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所有的进步与改变会轻易地被现实击垮。失败后的这一代“知识分子”虽不至于销声匿迹，但也渐渐泯然众人了。

总有人会眼中带光地回忆往昔，赞士人的高风亮节，鄙当今人的俗气。也有人试图将后来的工人运动与“士”相联结，若真是这样，对原本的“士”阶层而言，都是极为狭隘的。也有人会说，10年的文化断层已让“士”阶层完全消失。如果对“士”抱有固有的、消极的观念，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错的。但若以积极和极具生命力的变迁视角来看待，那么“士”更多地会以新的阶层形态融于当今社会之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新一代“士”与知识分子阶层极为重要，理解与发展，才是新一代“士”出现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