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市天王中心小学　袁有鹏

1971年仲春的一个清晨，40岁的母亲生下了我——她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我的出生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以至于父亲给村里每户人家都送了3个红蛋。

父母期望我能够顺利长大，在我脖子上套了个银项圈，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一样。可惜我非常顽劣，让他们头疼不已。我喜欢爬树，坐在高高的树杈上觉得自己就是皇帝，时不时还要摇晃几下。一天早上，我正骑在一棵苦楝树上享受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恰好被挑着塘泥路过的母亲看到了。她厉声叫我下来，我估计下来的后果不太妙，就抵死不从。生产队长催促母亲干活，她只好离开。我以为逃过一劫，正准备下来，母亲居然又回来了。她抱来一大捧刺棘，在树根四周铺满，说了声“你在树上过年吧”就走了。这下我真的是“老猫吃辣椒——麻了爪”，下去简直是送死，那些尖锐的长刺正等着我赤裸的双脚；不下去，总在树上也不行啊。当母亲再次进入我的视线，我大声哭喊，求她大发慈悲放过我，然而她看都不看我一眼。“妈妈，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吗？”我哭得更伤心了。我的力气总算没有白费，嚎哭声引来了父亲，我才终于下了树。之后我依然喜欢爬树，但绝不敢再冒被母亲发现的风险。

母亲担心我爬树、玩水出危险，和老师说了几箩筐好话，把不到6岁的我送进了本村小学——那时候还没有幼儿园。我背着不知是哪个姐姐用过的旧书包来到学校，引得好多同学笑话：男孩子怎么能用花书包呢？我为此跟母亲抗争了几个月，最后得到一个旧帆布书包，外加一个旧军用水壶。虽然旧，那也是城市才有的，我因此在大家面前神气了好长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它们是远在上海的表哥用过的。

家里穷，姐姐们穿衣服遵循这样的原则：“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衲衲给老三”。我是男孩，不能穿姐姐们的旧衣服，母亲就向舅妈求助，于是表哥的旧衣服就穿到我身上。姐姐们的衣服或多或少都打了补丁，表哥的衣服只是旧点，没有补丁，多好啊！谢天谢地，幸亏表哥没有弟弟，否则旧衣服我也捡不着。只有到过年，我们姐弟才可能有一件本村裁缝做的新衣服。

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人多，分到了大约20亩土地。父母没日没夜地忙，姐姐们放学后都要下地干活，我的任务是打猪草、放鹅和放牛。打猪草我不慎被马蜂“亲吻”，当了十来天的“包公”；放鹅不小心让鹅误吃喷了农药的麦苗，差点“全军覆没”；然而与放牛相比，打猪草、放鹅只能算“毛毛雨”。

我放的牛名唤“哈迷蚩”，在村里大名鼎鼎。它是一头没有去势的公牛，脾气倔强，鼻子被农夫扯掉了也死不悔改。那时候收音机里热播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岳飞传》，金兀术的军师哈迷蚩鼻子被人割了，此牛与他类似，由此得名。我们5户人家共养“哈迷蚩”，轮到我家时，主要由我伺候它。大队茶叶地是放牛的好场所，放牛娃们把牛赶到茶树间就玩耍去了，任由牛自己吃草。“哈迷蚩”好斗，我只好牵着缰绳伺候左右，以便及时避开潜在的冲突。“哈迷蚩”吃饱了，就会到附近的水库泡澡。它在水里泡着好不惬意，我却要顶着烈日的曝晒，真是“水深火热”呀！我不敢丢下它，怕它偷吃庄稼，也不敢硬拉缰绳，怕它犯牛脾气，只好哀求：“牛大哥，牛大爷，我要晒死了，你老人家就可怜可怜我，咱们回家吧。”“哈迷蚩”看着我，嘴巴一动一动的，不时喷出一股粗气，好像在笑话我呢。到了家，母亲只问牛是不是吃饱了，却从不管我的皮是不是晒脱了。

母亲不识字，不懂得什么教育方法，有一句话却常挂在嘴边：“1个馒头要蒸熟了吃，10个馒头也要蒸熟了吃。”那时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只是朦胧觉得姐姐们被母亲“蒸熟”了，我早晚也会被“蒸熟”。现在想想，我没有沦为懒汉，跟母亲一视同仁的“蒸熟了吃”不无关系，这是母亲对我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