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万年

有人说1962年到1972年出生的人是中国幸运的一群人。我仔细一想，好像是的。

生于1963年的我，虽说躲过了3年自然灾害，但和那时绝大多数人一样，仍然处在吃不饱的状态。我们那里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加上我家人口多，要吃饱肚皮不太可能。现代人总说南瓜、山芋、胡萝卜的营养价值高，说实话那时我们非常讨厌吃这些。好在每次做午饭时，母亲总会抓两把米放在一个小布袋中和着蒌蒿、胡萝卜之类一起煮，吃饭时，把布袋中的饭倒在碗里给我吃。我们姐弟5人，我最小，得到的关照也最多。

庄子上跟我同龄的有4人，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一起打猪草、滚铁环、爬树，一起玩弹弓，跟西边庄子上的伙伴打架。稍微大一点，放牛成为主业。牛背宽厚，我们或骑或躺，走到水草丰盛的地方，牛散放着，几个人堆锅垒灶，总能烧一点什么吃吃。最有趣的是带着几头牛和另一队的牛斗架。一次双方的大牯牛斗红了眼，头顶着头，四个角相互交叉，不分胜负，也无法分开，我们不得不各自找家长来用棍棒把它们分开。下雨天，我们则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侧坐牛身，颇有意境。

穷困好像更多体现在穿衣上。那时春节，我们不一定都有新衣服穿，但鞋肯定都是新的。那是母亲熬了无数个夜晚，用已经有了一道道血痕的手，一针一线纳鞋底，做出来的。上初中的时候，我不肯再穿哥哥们的旧衣服，而是特别羡慕别人的的确良衬衫。晚上我偷偷穿上哥哥们宽大、雪白的衬衫，在月光下游走一番，特别开心。

最幸运的事是恢复高考。那时我们农村的年轻人最好的去处是公社里的农具厂，如果有过硬的背景，还可以去县城里的机械一厂和化肥厂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成分不是很好，进县城根本不可能，想当兵也过不了政审关。二哥和三哥都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能继续升学。有天突然听说恢复高考了，不久后毕业的学生就有考上大学的，转户口、吃公粮，变成国家人。实实在在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我所在的中学离家大约有8里路，上学放学全靠两条腿跑。路上要经过一片乱坟地，晚上如果一个人走，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那时由于大地震的发生，我们都住在防震棚里。那防震棚是用几根芦柴裹着稻草做墙，然后用泥涂抹，里外透气，晚上冰冷刺骨。我裹着一床小被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书，早晨起来，鼻孔总是被油烟熏得黑黑的。

高中毕业我并没能考上大学，但一家人谁也没有怨言，都支持我到县中复读。其实那时的目标并不明确，没有所谓的理想中的大学，也不知道有哪些高校，更不懂专业是什么意思。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考出去，吃公家饭。至于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则都随便。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跳出了农门，改变了命运。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真正成为幸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