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利物浦大学　席酉民（口述）　石露芸（文字整理）

1974年3月2日，我高中毕业返乡劳动，这一劳动就是4年。

1977年秋季恢复高考。那时我们奋战在农业大会战的工地上，晚上从工地回来，点着煤油灯看书。

77级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一天傍晚，我往井场走，半路有人叫我，说有个通知寄到我家里，我拿到一看，是录取通知书。

1978年3月2日，我走进了陕西机械学院。之后的整整40年，我经历了整个中国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迅速变成一个富饶社会的过程，同时，也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40年来的大变革、大发展。

中外合作大学：

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新事物

2008年，当我接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时，已在西安交通大学做了10年副校长。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典范，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办学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冒出来的一个新事物。

加入WTO后，中国对外承诺开放教育市场，2003年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站在这个时间点，一方面，西交大希望利用苏州的地理条件，搞一场国际化的教育探索，另一方面，英国利物浦大学也有它的国际化战略，而苏州政府也希望西交大以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促进工业园区的发展。三方都有需求点，于是一拍即合。

这个创举由我来负责推进，包括代表西交大与苏州工业园区、英方的各种谈判合作。2004年双方签协议，2005年批准筹办，2006年正式拿到license……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也体现了教育变革过程中的曲折。

2006年9月，首届160多名本科生入学“西浦”。

1小时深谈：

从“体制人”到“市场人”

2008年，我受邀担任“西浦”执行校长，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抉择。

按照协议，执行校长这个职位，必须由英国利物浦大学提名，由董事会聘任，也就是说，我需要从西交大党委常委、副校长的岗位上辞职，变成“市场人”。

按照我多年的习惯，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必须要在战略上非常清醒。就当时的“西浦”来说，关于学校本身的运转，我一点不怕；最大的风险是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问题：政府对这个学校怎么看？

3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从西安飞过来，从虹桥机场到苏州已经深夜11点了，我打电话给时任苏州独墅湖高教区高教办主任叶峰，他是直接支持这一块发展的负责人。我邀请叶峰到我住的酒店来，我对他说，我有可能全职到苏州工作，但是我必须弄清楚政府对这所学校的看法和将来的思路。我们俩聊了一个小时，他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我就飞回西安。我决定接受这个任命，于是这个重要决策诞生了——因为政府很重视、支持这所学校，所以战略上不会有太大风险。

从西交大辞职需要经过教育部认可。当中组部、教育部的领导正式找我谈话，征求我愿不愿意继续在公立大学工作时，我跟他们讲了我决策的3个基本点：第一，西交利物浦大学现在看来还很小，弱不禁风，还有很多不成熟，但它是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办学，拥有很大的空间；第二，既然是国际化，它可以整合全球资源，资源的限制要小很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全球重塑教育的时代，给了新学校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让这所年轻的国际大学跟全世界最好的学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探索，而且它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叫作“后发优势”，没有包袱、没有负担、没有桎梏，又可以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领导听完后表示理解，“你是有抱负的人，我们没意见”。

“西浦”十年：

从1.0版本迈向2.0时代

10年前，我们在办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传统教育遇到了很大挑战，那么“西浦”能否利用国际合作这个平台，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大学和教育模式？

这10年构成了“西浦”高等教育探索的1.0版本，我们走得还算比较成功：在教育上初步形成了创新型的“国际化专业精英”的培养模式；在大学运行上形成了一种网络化、平台式的大学组织管理体系；在大学与社会互动和服务层面，初步形成了开放式的校园、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以及共生共享的生态体系；在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上，建设了辐射和影响全国的教育领导力、前沿研究与培训基地。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在专业精英体系继续深化和完善的基础上，培养出能够站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肩膀上，驾驭未来新行业的高度复合型人才和具有跨文化领导力的世界公民。这种人才不是专业精英，而是行业精英。所谓行业精英，就是他们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行业知识，还要有整合能力、创造性以及管理和驾驭能力。

针对这一命题，“西浦”正在开启高等教育探索的2.0版本，包括探索培养未来行业精英和业界领袖的“融合式教育模式”；探索新时代大学的概念和校园新形态；大学与社会共享共生创新社区的营造；通过教育研究与传播基地，更深远地实现“西浦”通过自身探索影响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