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琼

“今天，我们会读的内容是《礼记》中的第19篇《乐记》。”周三下午1点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间办公室内，十多名学生围坐在一起，人手一份2万字的文稿——他们正在参加由文学院教授王锷坚持办了13年的“学礼堂读书会”。

“大家翻到《乐记》的最后一段，子贡问乐。这段不到300字，但各家注疏加起来有十几种。”领读的博士后仲艳春指着手中的文稿。稿子上，经文、注文、疏文依次排列，从汉、唐到清代，十几位学者的观点被精心编排在一起。

“子贡问乐这四字，郑玄注曰‘上下同美之也’，但顾广圻认为应该是‘上下目之’，上下目者，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是上目，子贡问乐是下目。”仲艳春话音刚落，硕士生周佩接过话茬：“战国竹简的篇名有时写在背面，整理者可能误抄进正文……”讨论渐入佳境，从经学解读到版本源流，大家随时可以插话、补充、质疑。王锷教授坐在一旁，不时点头，更多时候把舞台交给学生。

“刚来的时候啥也听不懂。”南师大硕士一年级学生蒋宗松告诉记者，他是跨专业考进文学院的，“但现在好多了，因为天天都在学。每个人都要轮流领读，读之前要自己先过两三遍经文，把汉、唐、宋、清各家说法分门别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训练。”

博士生谭梨芳跟王锷教授读书已有4年，是读书会的“大管家”。她面前摊着厚厚的文稿，手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名同学的发言要点。会后，她要整合所有人的意见，对文稿进行新一轮修订。“每篇经文加注疏，我们都要过十几遍手——初稿、会读、修订、统稿、再校……”

这么读图什么？王锷教授说：“出人才，出成果。学生读着读着，论文选题就有了；书稿一遍遍磨，最后就能出版。立德树人，玉汝于成——这不是口号，是一周一周、一篇一篇读出来的。”

自2013年“学礼堂读书会”开班以来，王锷教授已经带领学生读完《礼记》中的10篇，经文加注疏总计600万字。这不是普通的读书会，而是一项庞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礼记注疏长编》，以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注疏》为底本，将历代重要注疏按段落汇编在一起，加以标点校勘。目前，《曲礼注疏长编》（120万字）、《檀弓注疏长编》（115万字）已经出版，《王制注疏长编》（80万字）、《月令注疏长编》（90万字）等也在陆续定稿。

下午4点半，读书会接近尾声。窗外阳光正好，屋内茶香未散。记者问王锷，这个读书会还要办多久？他说：“下周开始读《学记》，后面还有40余篇呢，慢慢来。”